中华文明探源的陕西实践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文化积淀深厚，历史上先后有十四个朝代在此建都，留下丰富的文物古迹。多年来，陕西先后发掘遗址千余处，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和科研标本，既有百万年前的人类遗迹，也有迈入文明进程后的新石器时期遗存，还有见证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丰富遗存，更有代表国家文化的都城遗址与帝王陵寝。时间从史前至今，清晰地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骨干脉络。

　　筚路蓝缕 探寻中华文明发展的步伐

　　在陕西，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实证追溯，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从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角度生动阐释了“何以中国”的具体形成过程。

　　宋代金石学家吕大临所撰《考古图》和《考古图释文》两书奠定了考古学前身——金石学、古文字学的基础。

　　1934年至1937年，徐旭生先生主持宝鸡斗鸡台三次发掘，开启了中国考古学家探究周人和秦人发展脉络的序幕,首次提出了将古史传说与考古发掘相结合的路径和方法，为厘清中国历史脉络提供了新方案。发掘过程中，徐旭生创新性地采用分区“探方式”发掘，以英文字母和数字编号法撰写发掘日志、规范记录方式，奠定了现代田野考古学发掘和整理的行业规范。斗鸡台考古堪称陕西考古“第一铲”，至今仍被认为是“陕西现代田野考古的奠基和起步”，是陕西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1954年至1957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先生主持对半坡遗址开展了5次发掘。半坡遗址发掘，首次大规模推广布设探方揭露层位的发掘方法；首次用聚落考古的理念揭示遗址布局，基本廓清了两重环壕村落布局的面貌和功能区分布态势；首次为仰韶文化的分期和地域类型划分提供了比对标尺，半坡类型的典型器类组合及其精美绝伦的彩陶，成为仰韶文化最具特色的文化标识；首次通过墓地资料对仰韶文化早期的社会属性提出研判。半坡遗址的发掘，带动了聚落考古研究和多学科合作的推广。半坡遗址考古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培训的“黄埔军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考古专业人才。1958年，在半坡遗址上建成了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

　　几乎与此同时，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考古队在华县展开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并将这一区域东周以前的考古依次分为沙苑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代、周代等早晚序列，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收获。这些考古活动，为陕西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尤其是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1958年至1959年，李仰松、张忠培、严文明先生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考古队对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泉护村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深化了学术界对于仰韶文化的认识，引起了学术界关于半坡和庙底沟两种类型考古遗存年代早晚、文化属性的激烈讨论，由此也深化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类型划分的思考，对后来构建中国史前考古时空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思考，也是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提出的基础。1959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考古队复查了华县境内的古遗址，并对部分遗址进行了试掘，根据发掘材料基本确立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泉护二期遗存等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与性质等，同时还对老官台文化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进行了对比研究，基本建立了陕西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的序列。这一中国建立最早的新石器考古文化编年序列作为标尺，常被教科书及周边区域考古学研究所引用、参照。

　　1972年至1979年，巩启明先生主持发掘姜寨遗址，发掘面积1.658万平方米。与半坡遗址相比，姜寨遗址规模较小，在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分级体系中层级略低。通过对姜寨遗址的11次发掘，基本揭示了仰韶文化早期中小型村落的全部面貌，是中国聚落考古继半坡考古之后又一次标志性引领个案，在中国乃至世界聚落考古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姜寨遗址仰韶文化早期的丰富内涵，第一次充分展示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到史家类型转变的证据，成为仰韶文化分期和类型划分的典型参照标杆。姜寨墓地的分区与居址区建筑群的分组，成为探讨仰韶文化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的权威证据。

　　在陕西，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筚路蓝缕，扎根田野，实证追溯，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从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角度生动阐释了“何以中国”的具体形成过程，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提供坚强支撑。

　　实证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考古实证表明，5000多年前，陕西地区已从早期文明的萌芽逐步进入了区域文明的发展阶段，在相互交流借鉴的过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源。

　　近年来，我省坚持探索历史未知，揭示文明本源，在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化考古与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距今150多万年前的陕西南郑龙岗寺遗址和距今约115万年前的陕西蓝田公王岭遗址及“蓝田人”头骨化石，表明早在100多万年前的早更新世时期，陕西境内已有古人类生活繁衍。

　　距今78万年至12.8万年间的中更新世时期的蓝田陈家窝遗址及下颌骨化石、洛南盆地旧石器地点群及龙牙洞遗址、大荔甜水沟遗址及“大荔人”头骨化石，这些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明显表现出对更早时期人类体质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特别是“大荔人”的体质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是我国境内远古人类连续演化的关键证据。

　　距今12.8万年至1.2万年左右的晚更新世时期，是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关键时间节点。南郑疥疙洞人类化石等已属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实证了早期现代人10万年前在陕西就已经出现并连续演化。

　　距今约7000年至8000年前的老官台文化是目前陕西最早的史前文化，也是目前所知渭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远古人类结束了长达百万年的穴居历史，在秦岭南北两侧的渭河、汉水流域沿河营建聚落，开启了秦岭南北两侧人类定居的历史和农业生产以及定居生活的模式。

　　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分布了不少的老官台文化聚落，著名遗址有临潼白家村、华县老官台、渭南北刘、宝鸡北首岭、西乡李家村等。这一时期的先民开始建造房屋，面积普遍较小，每间约10平方米。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一般成片聚集分布，说明当时有了对死者进行集中安葬的概念。

　　老官台先民已掌握较高水准的制陶工艺，陶器制造多为手制，器型比较简单，以钵、罐等为主，最具显著特征的当属三足或圈足器，各式器物在底部多有三足支撑，三足稳定的原理在当时可谓用到了极致。这一时期的先民们开启了关中地区乃至早期中国彩陶的先河，一般在陶器外侧的口沿下装饰一圈红彩，或在器物内壁装饰一些简单的彩绘符号。原始先民萌发出来的这种彩陶艺术，影响了其后仰韶时代的各考古学文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出现并普遍使用磨制石器，同时打制石器仍占一定的比例，体现了老官台文化在重大历史时期的过渡性。宝鸡关桃园遗址出土的骨柄石刀，制作非常精美，代表了渭河流域高超的石骨器加工技术和先进的史前文化。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出现粟作农业，开始家养猪、狗等，驯养牛、鸡等，说明当时已经存在一定的家畜饲养。

　　距今5500年前后，仰韶文化的中心——陕西关中地区已开始迈入了早期文明的社会。高陵杨官寨遗址作为关中地区已知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唯一具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总面积超100万平方米，与周边聚落形成了巨大的规模反差，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初具都邑性质。杨官寨遗址内部建设规划十分有序，由大型环壕构建起了聚落的防御体系，并在西段环壕的中部留设门址——进入通道。遗址中央建设有成体系的水利设施，环壕东部开辟了大范围的公共墓地。如此体量巨大、规划有序的聚落，已初具早期城市的雏形。遗址内出土近万件陶、石、玉、骨质文物，其中人面陶器是杨官寨遗址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器物，共出土十余件此类陶器，这在仰韶时代其他遗址的考古中是罕见的。最具代表性的镂空人面盆，制作十分精细，镂空了人的眼睛和嘴巴，还贴塑了鼻子，表情十分传神。浮雕人面像残陶器的制作方式与人面盆很相似，而且更为精致，还浮雕了人的面部轮廓和立体效果。可以说这些陶器的制作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具有很高的艺术、历史、社会价值。人面饰器物多出土于杨官寨遗址环壕的西门址，这个区域还出土了大量的完整陶器，应当是有意摆放于此，推测可能是当时先民组织祭祀等活动时留存下来的。集中出土此类文物，不仅反映了杨官寨先民的精神追求，实证了当时生产发展和社会分化，也体现了杨官寨遗址乃至关中地区在仰韶时代的中心地位。同时，独具特征的仰韶文化庙底沟花瓣纹彩陶，不断向四周显现强大的辐射力，在史前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彩陶文化浪潮，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大一统格局。

　　距今4300年前后，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已经展现出早期文明的辉煌，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超大型聚落已经跨入了早期城市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邦国都邑的行列之中。神木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目前东亚地区已知面积最大的城址。作为一处超大型中心聚落，巨大的规模、多重的结构、宏大的建筑、复杂的宗教遗存及大量精美遗物的发现，显示出石峁城址的社会功能早已超出了一般性原始聚落，应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在遗址内部，不同阶层的建筑和墓葬也体现出十分显著的阶级分化。权贵阶层居住的区域——皇城台位于城内核心，已经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不仅被内、外城所环绕，而且四周建有阶梯状护墙，气势巍峨。台顶上建筑不仅规模巨大、建造考究，还发现有被权贵阶层所控制和垄断的高端手工业。城墙全部用石块在山峁之上垒筑而成，超过20万立方米的用石量，工程量巨大，显示出统治集团具备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调动能力，能够动员组织大量人力进行大规模设施建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通过古基因组研究发现，相比于中国其他现代人群，石峁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尤其是和中国北方（以秦岭—淮河为界）汉族人群之间母系遗传联系最紧密。这说明，与这些人群相比，石峁人群对现代北方汉族可能有更大的遗传贡献。

　　除石峁古城外，在河套地区发现有多处属于同一文化的石城，虽然规模远逊于石峁，但相同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体系、社会结构和资源调配模式，显示出已经形成以石峁遗址为中心，多个次中心、中型聚落和小型聚落构成的四级金字塔式层级社会结构，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力的统治者和较为稳定的行政控制区域。这些现象表明，在此阶段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

　　考古实证表明，5000多年前，陕西地区已从早期文明的萌芽逐步进入了区域文明的发展阶段，作为多元文明百花齐放中最绚丽的一朵，在相互交流借鉴的过程中，孕育了后世周秦汉唐深厚的历史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源。

　　实现中华文明探源的陕西突破

　　从“考古发掘”到“文明探源”，从“单一研究”到“交叉研究”，从“文明遗址”到“文明殿堂”，从“学术需求”到“国家需要”，陕西文博考古工作者不断拓展和完善新方法，深入提取揭示中华文明的物质基因。

　　国家使命，陕西担当。在中华文明探源的实践中，陕西文物工作者踔厉奋发，实现了从“考古发掘”到“文明探源”的陕西突破。

　　2002年开始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项国家级综合性人文科学重大研究项目，作为国家“十五”至“十三五”期间的重大项目，被列入国家科技攻关、科技支撑、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明确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探源工程已完成预研究和四个阶段性研究，目前进行的第五阶段研究和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工程一同被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我省杨官寨遗址在第三阶段被纳入探源工程，第四阶段又加入了石峁遗址，石峁和芦山峁遗址已被纳入第五阶段研究课题。

　　近年来，全省文博考古工作者按照“考古发掘是基础，科技保护是核心，陈列展示是手段，服务社会是目的”的工作原则，倡导从“考古发掘”到“文明探源”、从“单一研究”到“交叉研究”、从“文明遗址”到“文明殿堂”、从“学术需求”到“国家需要”的工作理念，为深化中国探源研究提供陕西方案，实现中华文明探源的陕西突破。陕西先后探索总结出“大范围调查、大面积勘探、小面积试掘”的大遗址考古工作方法；首倡“基地+”和“片区制”的区域考古工作模式，先后建成了周原等9个考古基地及西安地区4个“基建考古片区”，突出考古工作人员固定化、专业多元化的特点，辐射带动区域考古工作与研究深入开展。同时，为提高考古工作质量与研究水平，陕西进一步提出了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的“五化”（考古研究科学化、考古工作标准化、考古管理规范化、考古方法系统化、考古成果普及化）原则，受到了国内同行的高度肯定。

　　日前，陕西建成开放的全国首家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构建了“科学发掘—保护利用—展示阐释”三位一体的新发展格局，以考古博物馆为平台，继续加强统筹规划和学科交叉，在已有的4个国家文物局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以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为契机，聚焦重大考古科研项目，逐步建立完备的考古技术创新体系和运用体系，不断拓展和完善新方法，深入提取揭示中华文明的物质基因，为推动中华文明研究与阐释提供支撑。

　　陕西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陕西考古近百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丰富的文明资源，不仅是展现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直接载体，更是实证中华民族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史的证据。依托这些考古发现，陕西先后建成了半坡遗址、秦兵马俑、法门寺等驰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博物馆，是陕西乃至中国的“金色名片”。

　　积极推动考古发掘与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深度融合，形成中华文明探源的陕西方案，是陕西考古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陕西秉承“走出去、引进来”的开放模式，设立“丝路考古中心”，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缅甸等周边国家开展联合考古。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作，成功举办了“杨官寨中美国际田野考古培训班”，在学科建设、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人才培养等领域进行积极探索。

　　对于下一步工作，陕西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利表示，在持续做好对杨官寨、石峁、芦山峁等大遗址考古发掘研究的同时，着力提升以周原、秦雍城、秦咸阳城、汉唐长安城遗址为重点的都城考古，挖掘其中体现的中华文明基因，深入阐释其传统文化价值，使其成为社会共享中华文明的课堂、群众可以参与的文明现场；推动长城、长征等重大文化工程建设，同时结合“十四五”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打造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代表的，具有遗产保护、文化体验、特色景观等功能的文化空间场所，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让陕西省的博物馆成为全社会参与的“考古课堂、历史讲堂、文化殿堂”，积极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