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经济复苏 增添信心和力量——国内外专家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应对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影响，克服经济下行压力，较快实现企稳回升。中国经济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信心和力量。

　　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中国国内疫情多发散发，不利影响明显加大。如何评价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陈玉宇：2022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较为乐观，达到4.8%。从4月开始，由于遭受短期负面冲击，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下滑，持续了近两个月，直到6月终于企稳回升。面对异常复杂困难局面，二季度经济增长0.4%，上半年总体增长2.5%。中国经济经受住严峻考验，特别是在二季度能够实现正增长，说明经济的内在活力和韧性都很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从中长期来看，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纳隆萨·蒲塔蓬蒙坤：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整体稳中有升。二季度，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弹、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冲击下，中国经济运行出现较大波动。随着中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出台实施了一系列经济举措，重点区域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效应逐步释放，6月份经济增长反弹明显。

　　面对阶段性、突发性的超预期因素冲击，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着力保障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安全，经济在较短时间实现企稳回升，表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改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具有长期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和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加之不断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因而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为全球经济发挥“稳定器”的作用。

　　塞巴斯蒂安·佩里莫尼：当前，受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复苏面临巨大压力，未来部分国家有陷入衰退的风险，一些国家“高通胀”“低增长”的状态对世界各国实体经济、就业、消费等带来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2.5%，多项数据指标显示中国经济保持向好态势，展现很强的韧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今年1月至6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7.1%，说明中国实体经济稳步恢复。此外，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向前，高技术制造业保持快速发展，令人印象深刻。

　　朴胜赞：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中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尽快恢复，中国经济在二季度实现正增长很不容易。经历了3月至4月的严峻形势，5月至6月经济加快回升，对带动二季度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良好的出口是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9.8万亿元，同比增长9.4%，外贸进出口实现稳步增长，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如何评价中国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成效？

　　肖立晟：总体看，中国经济还处于转型中，虽然上半年2.5%的经济增速低于正常水平，但仍有亮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在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疫情多点散发的情况下，中国继续坚持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坚持“房住不炒”，着力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调结构和促改革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例如，上半年中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4%。我国推动向高端制造业转型，不走资源密集型发展的老路，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多动能，这也是上半年出口份额持续增长的原因之一。

　　陈玉宇：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表现出了应对经济巨大波动的能力，反应快、力度强，有关部门发现问题早，出台的政策全面。2022年5月下旬，国务院推出《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在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稳投资促消费政策、保粮食能源安全政策、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保基本民生政策等六个方面提出33项措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在两个多月里快速发挥作用，二季度经济虽只增长0.4%，但已有增长态势。5月降幅收窄，6月很多指标都已由负转正，经济形势整体企稳回升。相关政策迅速发挥作用，也离不开疫情前几年我国在去杠杆、清理影子银行、重点解决关键领域内隐藏的风险、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等方面的基础性工作。

　　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在应对风险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在政府强有力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持下，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信心进一步增强。例如，人民银行向中央政府上缴结存利润逾万亿元，这笔资金极大地增强了今年中央财政纾困能力，以及应对经济的巨大负面冲击的能力。

　　塞巴斯蒂安·佩里莫尼：中国有效统筹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出台减税降费、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稳定经济增长的综合政策，稳住了经济基本盘。我注意到，中国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大幅增加，目前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这些科学和技术领域的进步不仅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创造就业、促进增长，将有力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中国经济企稳向好，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没有改变，一些不利因素还在演变，不少市场主体仍然面临较大困难。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哪些方面的困难，应如何应对？

　　李雪松：下半年中国经济还可能面临多重风险叠加的挑战：一是局部疫情反复，制约经济运行；二是发达国家外需收缩，导致我国出口下行压力加大；三是房地产供需双弱，继续拖累内需增长。根据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如果这三类风险能够得到有效化解，中国经济下半年大概率会回归常态化增长区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政策应对。

　　及时谋划储备增量政策，为经济修复提供助力。在财政政策上加大稳增长、保就业的力度。在货币政策上注重统筹协调总量工具与结构性工具，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保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还应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和行业，以及科技创新、绿色低碳转型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

　　加快改革稳定市场预期，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应着力稳定各类市场主体预期，尤其要避免各类市场主体对未来经济发展形成向下的趋同性预期。

　　坚持保链稳链与疫情防控并重，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持续畅通，及时防范上游对中下游的成本冲击。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大宗商品供需调节能力，加大稀贵金属、化工产品、芯片等重要原材料保供稳价力度，破除隐性壁垒和不合理限制，积极探索疫情防控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路径。紧抓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机遇期，强化技术创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突出就业优先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导向性，促进有效需求加快释放，带动提振劳动力市场。推进供需双侧发力，加快处置化解房企风险，多措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弗雷德里克·巴尔丹：在全球疫情持续肆虐、全球化遭遇挑战和曲折的大背景下，中国已经做了充分的评估和准备。中国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今年正式生效等都可以帮助中国对冲全球部分供应链紧张等问题。中国坚实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利用国内国际的广阔市场，中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增长潜力大，可以应对类似疫情的短期挑战，为长期发展蓄力。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势头更为明显。中国劳动力素质越来越高，增强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当前，世界多国通胀高企、滞胀风险上升，主要经济体政策趋向收紧，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如何评价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情况？相关情况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影响？

　　李雪松：2022年以来，全球经济环境愈发复杂，挑战增多，不确定性加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一些国家通胀高企，面临滞胀风险。2022年下半年，部分发达经济体或由通胀滑向滞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呈现区域分化，全球掀起加息潮，货币收紧或引发部分国家经济衰退与主权债务危机。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周期不同步，政策目标与方向分歧较大。美国经济尽管出现下行苗头，但仍处于过热状态，总需求旺盛，通胀压力较大，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欧元区经济周期滞后于美国，复苏不如美国稳固，但受乌克兰危机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快速拉大，通胀压力急剧上升。预计下半年随着美欧收紧货币政策，加之美国经济逐步转入下行周期，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剧。

　　我国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稳增长和保就业，面对外部约束收紧，独立自主实施宏观政策需要更强的定力和更高超的技巧。外部经济形势和政策变化对我国的外溢影响更加复杂多变，国际政策协调的难度加大。

　　朴胜赞：乌克兰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是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突出因素。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影响能源及粮食价格的重要国家，乌克兰危机将导致供求关系不稳定，物价上涨将呈现长期化趋势，而美国经济也有可能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美国经济的下滑将导致全球股价下跌，进而使得企业价值下跌，投资者遭受损失，对未来的不安心理将不断加剧，进而导致储蓄增加、消费降低。

　　在美国通货膨胀加剧和乌克兰危机持续的背景下，全球许多国家很可能因为物价上涨和利率上调而面临滞胀，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全球经济形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进一步以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努力强化自身的经济韧性。为了防止中国出现消费萎缩，政府需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中国能够较好应对通胀的原因在于政府调控下的稳定物价政策持续发挥着有效的作用。

　　弗雷德里克·巴尔丹：全球经济增长依然面临疫情、地缘冲突等诸多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将2022年和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3.2%和2.9%，反映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压力。欧美发达经济体通胀高企、增长乏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债务压力不减、粮食危机迫在眉睫，需要各方携手应对挑战。

　　就地区而言，亚太地区应发挥自身快速发展的优势，维护亚太长期稳定和安全，防止冷战思维侵蚀亚太经济增长的环境。就中国而言，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依然面临疫情反复的压力。如何在疫情背景下逐步恢复人员往来也是一大课题，从企业和商务合作的角度看，人员往来对于开展业务、拓展市场不可或缺。更紧密的人员往来可以推动中国与外部的商贸合作、人文交流，推动相互理解。

　　当前美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面临高通胀的困境。对中国经济而言，是否存在输入性通胀的风险？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

　　肖立晟：目前，中国整体通胀情况相对稳定，上半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维持在1.7%。这一方面源于上半年中国经济整体需求相对疲弱，没有出现大幅度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在于国家在能源和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供给等方面提前做了部署。

　　由于中国政府对大宗商品的有效调控，防范了海外的风险传递，特别是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向国内传导。在海外通胀高企的情况下，我国通胀保持基本稳定，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未来总需求的管理政策都预留了较大空间，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回归合理区间。

　　陈玉宇：国际上的通胀情况可能持续较久，这是因为一些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创造了旺盛的总需求。

　　在应对疫情对经济冲击的时候，我国的宏观杠杆率上升幅度较小，仍然拥有较大的政策空间。在金融政策方面，近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因为短期经济的波动，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工具。

　　纳隆萨·蒲塔蓬蒙坤：中国经济运行稳定，物价相对平稳，宏观政策环境适宜，基本不存在发生高通胀的条件。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增长势头，就业形势基本平稳，对外贸易快速增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具备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政策效应显现，中国经济体量大、市场空间广、发展韧性足、改革红利多、治理能力强等优势将进一步发挥，中国经济有望保持恢复发展的态势。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多个国际组织警告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未来中国经济仍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应该在哪些方面下好先手棋、赢得主动权？

　　李雪松：要防范外部风险向我国的溢出效应，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第一，增强自主实施宏观政策的定力。根据当前我国所处经济周期的需要，将稳增长、保就业置于我国宏观政策多元目标的首位，更加积极有为地实施宏观政策。在当前私人部门信贷需求疲弱的情况下，应更加注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第二，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发挥好汇率对外部风险的缓冲垫作用。适当幅度的阶段性汇率贬值有助于释放风险、稳定预期。第三，要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信心。保持合理经济增速，引导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在全球格局中分量加重的预期。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同时，需要继续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

　　朴胜赞：下半年，疫情反复、消费萎缩、能源粮食等价格上涨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中国需要制定和落实系统科学的疫情应对策略、增加国内需求、增强民间企业投资活力、提振外国资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不断完善相关制度，为外国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在疫情反复延宕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将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的质量将进一步提高。中国不只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更注重提质增效，让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增强长期向好的趋势。

　　塞巴斯蒂安·佩里莫尼：下半年世界经济通胀的风险不会消退，疫情仍有很大可能反复，带来的影响仍未消除。乌克兰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这些都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持续恢复以及整体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强调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理念，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经济复苏对全球经济具有积极影响。中国还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发展”这一根本问题，回应了当前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期待和需求，得到了广泛支持和响应。期待相关政策继续落到实处，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和经济复苏贡献力量。（李欣怡、孙广勇、马菲、张朋辉、刘玲玲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