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何以中国” 从中华文明探源看文明交流

　　文明交流互鉴的题目很大，考古界的探索，可为讨论该问题提供一个有益侧面：早期中国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外来文化有何互动与交流？

　　考古现在是热门话题，很大程度上与考古研究对象的可视性有关，比如三星堆文物带给人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2018年，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首次向公众介绍这一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的研究成果。这其中给出三大时间节点：一是距今5800年前后，各地出现了一些文明起源迹象；二是距今5300年以来，各地陆续进入文明阶段；三是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也是那次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代表探源工程专家组，就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得出研究结论：“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铸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这非常令人欣慰。中国从来没有置身于世界之外，中华文明是全球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体系的历史，5000年还是500年？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初期，一千多年时间里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如小麦、黄牛、绵羊、车、马，用马驾车的习俗，用兽骨占卜的习俗，带有多条斜坡墓道的王陵大墓，这些进入中国的外来因素，都应放到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大背景下理解，要搞懂中国就不能只懂中国。例如，距今3200年前后，中原地区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出现家马和车，放眼内亚地区和西亚地区，就能发现这里面有一个由西向东的清晰的文化传播路径。

　　冶铜技术在欧亚大陆的传播也值得关注。地中海东岸及其周边出现了最早的金属技术、农业、文字和国家，这些文明要素由此向外扩散。这是人类走出非洲后的第一个大十字路口。西亚的青铜时代大致开始于距今5000年；到了中亚一带，是距今4000年前后；而进入东亚，到河西走廊、甘肃和青海地区、长城沿线的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乃至中原腹地的二里头都邑，是距今3700年前后；再往东，到山东地区是距今3400年前后，那是中原青铜文明向东推进的产物；而到朝鲜半岛是距今2000多年的春秋时期；进入日本列岛的时间则更晚，日本列岛没有青铜时代，因为青铜器和铁器同时进入。这就是“西风东渐”。

　　西方学者提出过一个问题，世界体系的历史究竟是5000年还是500年？绝大部分人认为是500年，即大航海时代才开始有世界体系。考古学界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应该是5000年，即横跨欧亚大陆的冶金术传播和青铜贸易体系的出现，代表着最早的世界体系的出现。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包括青铜礼容器、青铜礼兵器。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种长条形的青铜兵器，最初定名为钺，后来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它应被命名为“草原式战斧”。这类兵器常见于欧亚大草原，位于距二里头非常遥远的中国北方及以西地区。那里的文化因素被中原腹地的二里头人借鉴和吸收，形成了改良的“草原式战斧”。这显然是文明交流的产物。

　　虽然冶铜技术通过“西风东渐”到达东亚，但中原人绝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吸收创新。在此基础上，古代中国有了更复杂的复合范铸造技术，里面是模子，外面是范，即“模范”。“模范”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技术和理念造就了中国思维，后来浸润在中国人的骨血里，形成了中国文化最基本的DNA。

　　再如二里头还出土了一种特殊的“货贝”，即被用作货币的贝壳。经研究，这类贝壳只见于南海和印度洋以南的热带海洋，中国境内最早发现海贝及其仿制物的地区，居然是位于西北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而在殷墟时代以前，东南沿海的遗址中未发现任何贝类。这说明二里头贵族墓葬里，组成墓主人脖子上项链的近百枚海贝，是翻山越岭地引进内陆的贵族奢侈品，极可能是从印度洋经高加索、中国西北等地进入中原腹地。这又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例子。

　　什么造就了中国？

　　早期中国出自广袤的东亚大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任何历史悲喜剧都在地理这个大舞台上演。20世纪30年代，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指出，“瑷珲—腾冲一线”是一个重要的当代人口分布线，94%的人口在这条线的东南，而6%的人口在西北。考古学家惊讶地发现，几千年前的人口分布就与这一分布大体一致。这条线的东南位于400毫米到600毫米等降水量范围内，适于定居和农耕，因此人口迅速膨胀繁衍，农业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重要的作用。

　　西北干旱地区的最大优势是面向内陆，在中国古代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乃至大航海时代之前，西北地区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波波文明潮由此涌进中国，才有了以“模范”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使中国的青铜文明屹立于世界青铜文明之林，生发出璀璨的文明之花。再如，小麦在四五千年前从西亚地区引进中国，进而丰富了中国古代的食文化，甚至占有重要位置。

　　中华文明经历了小国寡民的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根据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的提法，那是“满天星斗”的时代。从二里头时代开始，中华文明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域王权国家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古代文明有了核心，即“月明星稀”的时代或有中心的多元时代，一方面有了中心，另一方面仍然多元，例如三星堆文明就不归属于同时期的殷商王朝。到了秦汉王朝，中华文明开启了帝国时代，是一体一统化的“皓月凌空”的时代。

　　梳理这些节点可以发现，以科技为主的物质文明一直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进入青铜时代，有了以车作战的手段，广域王权国家得以形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随着铁器的出现，骑兵开始走上战争舞台，催生了帝国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态。要之，从多元到一体是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认知。

　　中国有句老话叫“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做考古和历史学研究的，越是进行长时段的探究和比较，越深感整个人类一体化、共通性的份量。一些小的差异是在不同的地理、地缘和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尽管各族群的具体道路不同，在过程、思维上有一定差异，但人类总体应是一个大的共同体。

　　文明求同，文化存异。在人类文明的大层面上应该求同，而各个不同区域、族群内的文化应该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秉持者，在全球文明史的大框架下探究自己的本源，会看得更为清楚。

　　让我们在“何以中国”之问中，感受考古的发现之美与思辨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