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语电影何以跨海峡、越南洋？

　　不久前落幕的第6届平潭IM两岸青年影展，主竞赛首次设立闽南语单元，征集到221部以闽南语为主要对白的学生短片，创作者和故事不仅来自福建、广东、台湾，也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

　　闽南语电影如何联结两岸，又如何串联起更宏大的华人世界？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该单元评委、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自媒体《映画台湾》主理人黄钟军。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平潭IM两岸青年影展主竞赛设立闽南语单元有什么意义？您在年轻人的镜头中看到什么样的表达？

　　黄钟军：这件事很有标志性。它把语言从“点缀符号”还原成叙事本体，搭建一个两岸青年共享的母语影像平台，用乡音搭建情感纽带，促进心灵契合；为方言青年创作开辟独立赛道，形成创作聚合力；建立起两岸同文同音的对话场域，青年创作者可以在同一个评审、展映平台互相看见彼此的生活，在影像里碰撞、对照。

　　在这些青年影像的镜头里，我们看到最多的一类叙事是代际隔阂与和解，很多作品聚焦青年与阿公阿嬷、父辈之间的沟通困境，语言在代际之间发生的断裂；也有关于乡土的逃离与回望，民俗信仰的当代转译；还有关于移民和侨民的记忆，闽南语成为流动的文化密码，书写离散、牵挂与返乡。

　　部分青年创作者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实验影像和闽南语叙事结合，把传统口述故事用新影像语法重构，是这次评审里很亮眼的突破。很多片子里，人物会闽南语、普通话交替切换，有的带潮汕腔、泉腔、漳腔混杂，而不是刻意表演“纯正乡音”，这恰恰是当下闽南语生态最真实的样貌。

　　2026年9月9日，第6届平潭IM两岸青年影展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幕。　中新社记者 闫旭 摄

　　中新社记者：台湾闽南语电影经历了怎样的兴衰起落？

　　黄钟军：20世纪50年代，受厦语片在东南亚地区大受欢迎的刺激，台湾地区开始了闽南语电影的创作。自1955年邵罗辉导演的《六才子西厢记》开始，以民间投资为主的闽南语电影产量达千余部。

　　20世纪60年代是台湾闽南语电影的第一波高峰，社会悲剧、乡土奇案、民间传说、歌唱爱情片大量涌现，还诞生了“随片登台”独特观影文化。随后，闽南语电影由盛到衰，70年代末产量断崖式下跌。1981年的歌仔戏电影《陈三五娘》被视作最后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台湾闽南语电影，这个产业周期就此终结。

　　直到台湾新电影的出现，我们听到侯孝贤、杨德昌、陈坤厚等导演作品中的闽南语，已不再是之前闽南语电影里那种插科打诨、通俗煽情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一种“写实的刻度”，承载着乡愁、创伤和正在消逝的生活世界。

　　《海角七号》掀起了台湾电影复兴高潮，《艋舺》又把这个热度进一步推高，再加上《大佛普拉斯》《血观音》等影片在商业表现上的成功。这时的闽南语变成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

　　近些年，《我家的事》《96分钟》等作品中也大量出现闽南语方言，是台湾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语言表达，甚至和网络语言、流行文化无缝交织在一起。

　　台湾恒春古城西门，电影《海角七号》的取景地之一。(资料图)中新社记者 陈立宇 摄

　　中新社记者：闽南语如何串起两岸电影？

　　黄钟军：明末清初漳泉先民渡海去台湾，把闽南语、歌仔戏、妈祖信仰、宗族制度一起带了过去。闽南语在两岸电影中的浮现，不只是语言选择，更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记忆显影，其中包含着离散、迁徙、宗族和家庭生活。

　　闽南语不单是电影的“配音”，它本身就是叙事。两岸青年观众从“口音”出发，能够看到彼此表面不同下的本质相同。这种联系还可以进入创作实践，今年的平潭IM两岸青年影展征集到221部以闽南语对白为主的作品，反映出这一语言文化空间中的创作活力。

　　我期待两岸电影人沿着闽南语这条线索，继续拍摄年轻人的求学、就业、爱情，以及他们与父辈的关系。乡音能够承载过去，也应当表达今天。当两岸观众从银幕上听见熟悉的声音，又看见彼此正在经历的生活，电影所促成的理解就会更加具体、深入。

　　中新社记者：闽南语的“跨海分布”对电影的创作和传播意味着什么？闽南语电影能否成为联结两岸与东南亚华人的情感纽带？

　　黄钟军：闽南语像一条语言的“脐带”，把散落各地的华人社群联结在一起。从厦漳泉到台湾本岛，到潮汕地区的潮汕话社群，再到东南亚，以及旧金山、洛杉矶的唐人街，都有闽南语的踪迹。这种分布是中华民族在几百年的航海、贸易与亲缘中逐渐形成的文化网络，更是一种“离散”同胞与华人共同的文化记忆和身份符号。

　　这种跨海属性放到电影创作里，会产生非常丰富的可能性，为闽南语电影提供潜在的广阔观众群。

　　东南亚的华人社群对闽南语有着天然的文化亲近感，使得闽南语影片在海外华人市场中更容易找到共鸣点。近几年《给阿嬷的情书》《美国女孩》《想见你》等作品在东南亚引发讨论，背后也有闽南语文化圈的支撑。仍有很多东南亚华裔会为《给阿嬷的情书》中真挚的情感与乡愁落泪，这说明电影能够使原本分散在不同家庭里的记忆相互照见。

　　闽南语电影也面临代际流失快、市场渠道有限等困境，若只靠“怀旧”难以真正走进当下年轻人的内心。因此，创作还需要充分理解东南亚华人的现实生活，呈现他们与当地社会的交往、不同语言之间的切换，以及年轻一代对家庭和未来的理解。当乡音既能讲述祖辈的过去，也能表达年轻人的当下，这条情感纽带就有了继续生长的可能。

　　起凤陈公祠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女主角谢南枝老年居所的取景地。图为起凤陈公祠吸引游客拍照。 中新社记者 陈楚红 摄

　　中新社记者：如何让闽南语电影真正持续生长、“出海”？

　　黄钟军：首先，闽南语承载着丰富的乡土记忆，也存在于今天的城市生活、家庭关系和青年交往之中。创作者可以用它探索适合自己的类型表达，讲述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活，让闽南语在电影中不断产生新的可能。

　　其次，地方扶持政策、人才培养和制作机制要三位一体、协同创新。福建省出台了扶持闽南语电影创作的计划，这对有志于此方面的年轻创作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出海”则需要更具体地认识观众。东南亚不同国家、不同代际的华人，在语言习惯、生活经验和观影偏好上都有差异。电影要想抵达国外观众的视野，就必须让大家都能产生一定的共鸣。

　　希望能持续产出既扎根闽南土壤，又能被海峡两岸乃至更广域观众共情的影像。我也相信未来谈到闽南语电影时，我们能够想起一批风格各异的导演、一批持续产出作品的制作团队，以及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影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