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民主从来就不是西方的恩赐

　　香港回归后，特别是“修例风波”以来，英国的某些政客一再插手香港事务，不仅拿早已成为历史的《中英联合声明》说事，仿佛香港仍是其可以说三道四的“殖民地”，更妄言“支持香港居民捍卫英方为其争取来的自由”，似乎香港的民主是大英帝国的恩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对英方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荒谬言论予以驳斥。

　　港英时期，香港社会毫无民主可言。香港总督是这一时期最高地方长官，兼任立法、行政两局主席，拥有紧急立法权和解散立法局、任命法官的权力。在港督与行政局议员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港督可以否决行政局议员的意见，等于集立法、行政大权于一身；此外，香港总督还兼任驻港英军总司令，把军权也握在手里。这样一个香港的最高统治者，只听命于英国政府，实际上等于是英帝国在香港的权力象征以及其意志的执行者。其间，香港人民也进行过抗争，但大的制度框架始终未变，只是在不涉及港英政制基本架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小修小补。

　　然而就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际，英国统治者突然“大发善心”，搞起了“急进民主”。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的政改方案，一方面给立法机构扩权。把立法局发展成为一个制衡政府的独立组织，不仅拥有明确而独立的管理自己事务的职权，还能够通过对港督的质询、听取港督对出访和重要事务的汇报等方式监督港督，从而使香港的政制由行政主导向立法主导转变。另一方面大搞所谓直选，大幅引入和扩大选举，在很短时间内区议会和立法局议席均从全部委任骤变为大部分由选举产生。

　　统治香港一百多年、一直残酷打压民主元素的英帝国，却突然在即将归还香港之际，将自己历经几百年才发展完善的议会制政体“倾囊相授”，很难不让人怀疑其真实动机。首先，在从未实行过民主政体的香港大搞议会制、直选，注定会面临水土不服，导致政府履职、施政能力下降，选票政治变成不同利益团体相互攻击、拆台的工具，给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制造麻烦；通过嫁接“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西式民主，让香港在体制上更接近英国而不是中国，进而通过由其支持的“民主派”控制三级议会，掌控香港政局，维系其对香港的殖民统治。

　　回归后的多年间，香港政改屡屡受挫，甚至引发社会风波。那些通过民选登堂入室的所谓“泛民派”议员不思为香港民生福祉尽心履职，反而屡屡通过恶意“拉布”、煽动暴力活动等手段，阻挠各项民生议案的顺利通过。面对香港的乱局、黑暴活动，英国政府和整个西方社会从未发声谴责，反而高唱“民主赞歌”，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止暴制乱行动大加挞伐、恶意诋毁。事实证明，英国乃至西方才是香港民主的破坏者，甚至是以“民主”之名布下乱港制华陷阱的始作俑者。

　　正如香港《文汇报》评论指出的，回归前英国在香港加快所谓“政制改革”，搞所谓“还政于民”，企图通过急速改变政制，建立一个“植根于香港”的政治体制，使香港形式上回归中国，实际上依附于英国。英国政府现在企图插手香港的政制发展，正反映其殖民主义阴魂不散。

　　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切实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香港民众才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特别是中央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彻底消除了香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确保了香港真正掌握在爱国爱港和以国家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依归的人士手中，香港重回“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

　　12月20日结束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整个过程依法有序进行，没有发生暴力袭击和选举恐吓，更没有操控选票的恶行，被港媒称为回归以来最为成功的一届立法会选举。90位新当选的议员从从政履历看，既有曾担任过立法会议员、议会经验丰富的人连任，也有更多未曾担任过立法会议员的人参与其中，甚至有政治“素人”加入；从专业背景看，既有一批商界和政界精英，也有不少教育界、医护界、法律界、会计界等专业界别的翘楚。这充分说明，“爱国者治港”绝非要搞“清一色”，而是“五光十色”。在新的选制下，“爱国者治港”的舞台足够宽广，容得下所有真正关心香港、爱护香港的各界人士；“爱国者治港”的包容多样性半径，能够画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香港同胞奔向美好生活这个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的最大同心圆。

　　这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重新回到正确轨道，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才是“一国两制”和香港民主的缔造者、捍卫者和推动者。